从现实学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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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近年来,有人说我不懂“现实”,追求“抽象”,勇气虽若热烈,实无边际。在杨、墨并进时代,不免近于无所归依,因之“落伍”。这个结论不错,平常而自然。极不幸即我所明白的“现实”,和从温室中培养长大的知识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样,和另一种出身小城市自以为是属于工农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样,所以不仅目下和一般人所谓现实脱节,即追求抽象方式,恐亦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了。试疏理个人游离于杨、墨以外种种,写一个小文章,用作对于一切陌生访问和通所寄托的责备与希望的回答。

我第一次听到“现实”两个字,距如今已二十五年。我原是个不折不扣的乡巴佬,辗转于川、黔、湘、鄂二十八县一片土地上。耳目经验所及,属于人事一方面,好和坏都若离奇不经。这份教育,对于一个生于现代城市中的年轻人,实在太荒唐了。可是若把它和目下还存在于中国许多事情对照对照,便又会觉得极平常了。当时,正因为所看到的好的农村种种,逐渐崩毁,只是大小武力割据统治做成的最愚蠢的争夺打杀,对于一个年轻人,教育意义是现实,一种混合愚蠢与堕落的现实,流注浸润,实在太可怕了,方从那个半匪半军部队中走出。不意一走,便撞进了住有一百五十万市民的北京城。第一回和一个亲戚见面时,他很关心地问我:“你来北京,做什么的?”我即天真烂漫地回答说:“我来寻找理想,读点书。”“嗐,读书。你有什么理想,怎么读书?你可知道,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,毕业后无事可做,愁眉苦脸,不知何以为计。大学教授薪水,十折一,只三十六块钱一月,还是打躬作揖联合罢教软硬并用争来的。大小书呆子,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,哪有你在乡下做老总有出息!”

“可是我怎么做下去?六年中,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,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,什么都学不到!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。人越聪明,也就越纵容愚蠢气质抬头,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,以万物为刍狗。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,恰像是一种抗议:‘你杀了我肉体,我就腐烂你灵魂。’灵魂是个看不见的东西,可是它存在,它将从另外许多方面能证明存在。这种腐烂,是有传染性的,于是大小军官就相互传染下去,越来越堕落,越变越坏。你可想得到,一个机关,三百职员,有百五十支烟枪,是个什么光景?我实在待不下了,才跑出来!……我想来读点书,半工半读,读好书救救国家。这个国家这么下去,实在要不得!”

我于是依照当时《新青年》《新潮》《改造》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、社会运动原则意见,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丽辞令,以为社会必须重造,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,文学革命后,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,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。两者必须解放,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。我还相信,人类热忱和正义终必抬头,爱能重新黏合人的关系。这一点,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。我要那么从外面给社会的影响,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,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。说去说来,直到自己也觉得不知所谓时,方带怔止住。事实上呢,只需几句话,即已足够了。“我厌恶了我接触的好的日益消失坏的支配一切那个丑恶现实。若承认它,并好好适应它,我即可慢慢升科长,改县长,做厅长。但我已因为厌恶而离开了。”至于文学呢,我还不会标点符号!我承认应当从这个学起,且丝毫不觉得惭愧。因为我相信报纸上说的,一个人肯勤学,总有办法的。

我以为,作家本无足贵,可贵者应当是他能产生作品。作品亦未必尽可贵,可贵者应当他的成就或足为新文学运动提出个较高标准,创造点进步事实:一面足以刺激更多执笔者,有勇气,能做各种新的努力和探险;一面且足以将作品中可浸润寄托的宏博深至感情,对读者能引起普遍而良好的影响。因此,一个作家,当然不能仅具个作家身份,即用此身份转而成为现实政治的清客,或普通社会的交际花为己足。必须如一般从事科学或文史工作者,长时期沉默而虔敬地有所从事,在谨严认真持久不懈态度上,和优秀成就上,都有同样足资模范的纪录。事业或职业部门,多念念不忘出路、不忘功利的,很可以在其他部门中得到更多更方便机会,不必搞文学,不必充作家。政治上,负责者无从扶助这个部门的正常发展,也就得放弃了它,如放弃学校教育一样,将它一律交给自由主义者,听其在阳光和空气下自由发展。(教育还包含了点权利,必国家花钱。至于文学,却近乎完全白尽义务,要的是政府给予以自由,不是金钱!)这个看法,本极其自然,与事实需要亦切合,然于时政治上,已有个独占趋势。朝野既还有那些走路像作家,吃饭像作家,稿纸上必印就“××创作用稿”,名片上必印就“××文学会员”的活动人物,得在上海争文运,作为政治据点,且寄食于这个名分上。因之在朝、在野可做成的空气,就依然还是把作家放入宣传机构做属员为合理。凡违反这个趋势的努力,都近于精力白费,不知现实。“民族文学”“报告小说”等等名词,即应运而生。多少人的活动,也因之与中国公文政治有个一致性,到原则方案提出后,照例引起一阵辩论。辩论过后,告一段落,再无下文。正因为空文易热闹,实难见好,相互之间争持名词是非,便转而越见激烈。到无可争持时,同属一伙,还得争个名分谁属,谁发明,谁领导,来增加文运活泼空气。真如所谓“妄人争年,以后止者为胜”,虽激烈而持久,无助于真正进步,亦可想而知!活泼背后的空虚,一个明眼人是看得出的。

“我并不是为吃饭和做事来北京的!”

北平天空依然蓝得那么令人感动,阳光明朗,空气又如此清新。间或从一个什么机关门外走过,看到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,总像是有点象征意味,不免令一些人内心感到点渺茫烦忧,又给另外一些人于此中怀有一些希冀。这些烦忧和希冀,反映到普通市民情绪中,或者顷刻间即消失无余,注入年轻学生头脑里,很显然即会有作用。北平市目前有将近二万的大学生,情绪郁结,比生活困苦还严重,似乎即尚无人想到,必须加以梳理。若缺少有效的安排,或听其漫无所归,实非国家民族之福,反而将悲剧延长。“学术自由”一名词,已重新在这个区域叫得很响,可见对于它,国人寄托了多少希望。名词虽若相当空泛,原则的兑现,实应为容许与鼓励刚发育完成的头脑,吹入一点清新活泼自由独立的空气。使之对于自己当前和未来,多负点责任。能去掉依赖的自然习惯,受奴役麻醉的强迫习惯,对现实的腐朽气味和畸形状态,敢怀疑,敢否认,并仔细检讨现实,且批评凡用武力支持推销的一切抽象。若这种种,在目前还近于一种禁忌,关涉牵连太多如何努力设法除去不必要的禁忌,应当是北平头脑可做的事,也是待发展的文学思想运动必须担当的事。

我当真就那么住下来了。摸摸身边,剩余七块六毛钱。“五四运动”以后第三年。

“那为什么?难道当真喝北风、晒太阳可以活下去?欠公寓伙食账太多时,半夜才能回住处,欠馆子饭账三五元,就不大能从门前走过。一个人能够如此长远无出息地活下去?我问你。”

负责诸方面,若用意只是在对于统治下的公民容忍限度的测验,沉默的一群国人自不足着急,因为的的确确,容忍的尚能容忍,腐败堕落的也在加紧腐败堕落,还不到那个最大限度。

怎么向新的现实学习?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,零下十二度的寒气中,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。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,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。再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,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。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支笔,无日无夜写下去,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,在毫无结果等待中,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力与适应力。各方面的测验,间或不免使得头脑有点儿乱,实在支撑不住时,便跟随什么奉系、直系募兵委员手上摇摇晃晃那一面小小白布旗,和五七个面黄肌瘦不相识同胞,在天桥杂耍棚附近转了几转,心中浮起一派悲愤和混乱。到快要点名填志愿书发饭费时,那亲戚说的话,在心上忽然有了回音,“可千万别忘了信仰!”这是我唯一老本,我哪能忘掉?便依然从现实所做成的混乱情感中逃出,把一双饿得昏花,蒙眬的眼睛,看定远处,借故离开了那个委员,那群同胞,回转我那“窄而霉小斋”,用空气和阳光做知己,照旧等待下来了。记得郁达夫先生第一次到我住处来看看,在口上,随后在文章上,都带着感慨劝我向亲戚家顺手偷一点什么,即可从从容容过一年时,我只笑笑。为的是他只看到我的生活,不明白我在为什么而如此生活。这就是我到北方来追求抽象,跟现实学习,起始走的第一段长路,共约四年光景。年轻人欢喜说“学习”和“斗争”,可有人想得到,这是一种什么学习和斗争!

在革命成功热闹中,活着的忙于权利争夺时,刚好也是文学作品和商业资本初次正式结合,用一种新的分配商品方式刺激社会时,现实政治和抽象文学亦发生了奇异而微妙的联系。我想要活下去,继续工作,就必得将工作和新的商业发生一点关系。我得起始走进第二步路,于是转到一个更大、更现实的都市,上海。上海的商人,社会,以及作家,便共同给我以另外一课新的测验,新的经验。

由于战争太久,大家生活既艰苦又沉闷,国事且十分糟,使人对于现实政治更感到绝望,多少人神经都支持不住,失去了本来的柔韧,因之各以不同方式,谋得身心两面的新的平衡。从深处看,这一切本不足奇。但同是从深处看,“民主温室”之破碎冻结,一变而成为冰窖,自是意中事。这个温室,固可望培养滋育某种健康抽象观念,使之经风雨,耐霜雪,但亦可能生成野蒿、荨麻。而后者的特殊繁殖性,且将更容易于短时期普遍蔓延,使地面形成一个回复荒芜现象,也是意中事。乡下人便在这个复杂多方的现实中,领略现实,并于回复过程中,认识现实,简简单单过了九年日子。在这段时间中,对于能变更自己、重造自己去适应时代,追求理想,终又因为当权者爪牙一击而毁去的朋友,我充满敬意。可是对于另外那些更多的同事,用完全沉默来承当战争所加给于本身的苦难,和工作所受挫折限制,有一时反而被年轻人误解,亦若用沉默来否定这个现实的,实抱同样敬意。为的是他们的死,他们的不死,都有其庄严与沉痛。而生者的担负,以及其意义,影响于国家明日尤其重大。我明白,我记住,这对我也即是一种教育。

“老弟,不用写文章了。你真太不知道现实,净做书呆子,做白日,梦想产生伟大的作品,哪会有结果?不如加入我们一伙,有饭吃,有事做,将来还可以——只要你愿意,什么都不难。”

亲戚为人本富于幽默感,听过我的荒谬绝伦抒情议论后,完全明白了我的来意,充满善心对我笑笑地说:“好,好,你来得好。人家带了弓箭药弩入山中猎取虎豹,你倒赤手空拳带了一脑子不切实际幻想,入北京城做这份买卖。你这个古怪乡下人,胆气真好!凭你这点胆气,就有资格来北京城住下,学习一切、经验一切了。可是我得告你,既为信仰而来,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!因为除了它,你什么也没有!”

“为了证实信仰和希望,我就能够。”

国家所遭遇的困难,虽有多端,而追求现实、迷信现实、依赖现实所做的政治空气和倾向,却应该负较多责任。当前国家不祥的局势,亦即由此而形成,而延长,而扩大。谁都明知如此下去无以善后,却依然毫无真正转机可望,坐使国力做广泛消耗,做成民族自杀的悲剧。这种悲剧,是不是还可望从一种观念重造设计中,做点补救工作?个人以为,现实虽是强有力的巨无霸,不仅支配当前,还将形成未来。举凡人类由热忱理性相结合所产生的伟大业绩,一与之接触,即可能瘫痪圮坍,成为一个无用堆积物。然而我们却还得承认,凝固现实,分解现实,否定现实,并可以重造现实,唯一希望将依然是那个无量无形的观念!由头脑出发,用人生的光和热所蓄聚综合所做成的种种优美原则,用各种材料加以表现处理,彼此相黏合,相融汇,相传染,慢慢形成一种新的势能、新的秩序的憧憬来代替。知识分子若缺少这点信心,那我们这个国家,才当真可说是完了!

时间于是过去了,“革命”成功了。现实使一些人青春的绿梦全褪了色。我那些熟人,当真就有不少凭空做了委员,娶了校花,出国又回国,从作家中退出,成为手提皮包一身打磨得光亮亮小要人的。但也似乎证实了我这个乡下人的呆想头,并不十分谬误。做官固然得有人,做事还要人,挂个作家牌子,各处活动,终日开会吃点心固然要人,低头从事工作更要人。守住新文学运动所提出的庄严原则,从“工具重造”观点上锲而不舍、有所试验的要人,从“工具重用”观点上,把文学用到比宣传品作用深远一些,从种种试验取得经验,尤其要人。革命如所期待的来临,也如所忧虑的加速分化。在这个现实过程中,不幸的做了古人,幸运的即做了要人。文学成就是各自留下三五十小诗,或三五篇小说,装点装点作家身份。至于我呢,真如某兄所说,完全落了伍。因为革命一来,把三毛到一元文字的投稿家身份也剥夺了,只好到香山慈幼院去,做个小职员。但自己倒不在意,只觉得刚走毕第一段路,既好好接触这个新的现实,明白新的现实,一切高尚理想通过现实时,所形成的分解与溃乱,也无一不清清楚楚,而把保留叙述这点儿现实引为己任,以为必可供明日悲剧修正的参考。

“信仰和希望,多动人的名词,可是也多空洞!你就呆呆地守住这个空洞名词,拖下去,挨下去,以为世界有一天忽然会变好?老弟,世界上事不那么单纯,你所信仰希望的,唯有革命方能达到。革命是要推翻一个当前,不管它好坏,不问用什么手段,什么方式。这是一种现实。你出力参加,你将来就可做委员,做部长,什么理想都可慢慢实现。你不参加,那就只好做个投稿者,写三毛五一千字的小文章,过这种怪寒伧的日子下去了。”

在争夺口号名词是非得失过程中,南方以上海为中心,已得到了个“杂文高于一切”的成就。然而,成就又似乎只是个结论,结论且有个地方性,有个时间性,一离开上海,过二三年后,活泼热闹便无以为继,且若无可追寻。在南京,则文学夜会也够得个活泼热闹!在北平呢,真如某“文化兄”所说,死沉沉的。人与人则若游离涣散,见不出一个领导团体。对工作信念,则各自为战,各自低头寻觅学习,且还是一套老心情,藏之名山,传诸其人,与群众脱离,与现实脱离。某“文化兄”说的,当然是一种真实,但只是真实的一面。因为这死沉沉,与相对的那个活泼泼,一通过相当长的时间,譬如说,三年四年吧,比较上就会不同一点的。在南方,成就当然也极大。唯一时引起注意热闹集中的大众语、拉丁化等等,却似乎只做成一个政治效果,留下一本论战的总集,热闹过后,便放弃了。总之,团体和成就竟若一个相反比例,集团越大,成就就越少。所以,在南京方面,我们竟只留下一个印象,即“夜会”继以“虚无”。然而在北方,在所谓死沉沉的大城里,却慢慢生长了一群有实力、有生气的作家。曹禺、芦焚、卞之琳、萧乾、林徽因、李健吾、何其芳、李广田……是在这个时期中陆续为人所熟悉的,而熟悉的不仅是姓名,却熟悉他们用个谦虚态度产生的优秀作品!因为在游离涣散不相黏附各自为战情形中,即有个相似态度,争表现,从一个广泛原则下自由争表现。再承认另一件事实,即听凭比空洞理论还公正些的“时间”来陶冶清算,证明什么将消灭,什么能存在。这个发展,虽若缓慢而呆笨,影响之深远却到目前尚有作用,一般人也可看出的。提及这个扶育工作时,《大公报》对文学副刊的理想,朱光潜、闻一多、郑振铎、叶公超、朱自清诸先生主持大学文学系的态度,巴金、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态度,共同做成的贡献是不可忘的。

国家既落在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大玩火情形中,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。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,虽常常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焚毁了自己,可是目前,凡有武力、武器的,恐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。可是烧到后来,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,剩下些寡妇孤儿,以及……但是到那时,年轻的一代,要生存,要发展,总还会有一天觉得要另外寻出一条路的!这条路就必然是从“争夺”以外接受一种教育,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“政治”二字的含义。在这种憧憬中,以及憧憬扩大努力中,一个国家的新生,进步与繁荣,也会慢慢来到人间的!在当前,在明日,我们若希望那些在发育长成中的头脑,在僵化硬化以前,还能对现实有点否定作用,而又勇于探寻能重铸抽象,文学似乎还能做点事,给他们以鼓励,以启示,以保证。他们似乎也才可望有一种希望和勇气,明日来在这个由于情绪凝结自相残毁所做成的尸骨瓦砾堆积物上,接受持久内战带来的贫乏和悲惨,重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国家!

从现实以外看看理想,这四年中也可说是在一个新陈代谢挣扎过程中。文学思想运动已显明在起作用,扩大了年轻学生对社会重造的幻想与信心。那个人之师的一群呢,“五四”已过,低潮随来。官僚取了个最像官僚的政策,对他们不闻不问,使教书的同陷于绝境。然而社会转机也即在此。教授过的日子虽极困难,唯对现实的否定,差不多却有了个一致性。学生方面,则热忱纯粹分子中,起始有了以纵横社交方式活动的分子,且与“五四”稍稍不同,即“勤学”与“活动”已分离为二。不学并且像是一种有普遍性的传染病。(这事看来小,发展下去,影响就不小!)“五四”的活动分子,大多数都成了专家学者,对社会进步,始终能正面负责任。“三一八”的活动分子,大多数的成就,便不易言了。许多习文学的,当时即搁了学习的笔,在种种现实中活动,联络这个,对付那个,欢迎活的,纪念死的,开会,打架——这一切,又一律即名为革命过程中的争斗,庄严与猥亵的奇异混合,竟若每事的必然,不如此,即不称其为活动。问问“为什么要这样?”就中熟人即说:“这个名叫政治。政治学,权力第一。如果得到权力,就是明日伟大政治家。”这一来,我这个乡下人可糊涂了。第一是料想不到文学家的努力,在此而不在彼。其次是这些人将来若上了台,能为国家做什么事?有些和我相熟的,见我终日守在油腻腻桌子边出神,以为如此待下去,不是自杀必然会发疯。从他们口中,我第二次听到现实,证明抽象的追求现实方式。

这个时节,个人以外的中国社会呢,代表武力有大帅,巡阅使,督军和马弁,代表文治有内阁和以下官吏到传达。代表人民有议会、参众两院到乡约、保长。代表知识有大学教授到小学教员。武人的理想为多讨几个女戏子,增加家庭欢乐。派人和大土匪或小军阀招安搭伙,膨胀实力。在会馆、衙门做寿,摆堂会,增加收入,并表示阔气。再其次,即和有实力的地方军人,与有才气的国会文人,叙谱打亲家,企图稳定局面或扩大局面。凡属武力,一直到火伕、马伕,还可向人民作威作福,要马料柴火时,吓得县长越墙而走。至于高级官吏和那个全民代表,则高踞病态社会组织最上层,不外三件事娱乐开心:一是逛窑子,二是上馆子,三是听乐子。最高理想是讨几个小婊子,找一个好厨子。(“五子登科”原来也是接收过来的!)若兼做某某军阀驻京代表时,住处即必然成为一个有政治性的俱乐部,可以唱京戏,推牌九,随心所欲,京兆尹和京师警察总监绝不会派人捉赌。会议中照报上记载看来,却只闻相骂,相打,打到后来,且互相上法院起诉。两派议员开会,席次相距较远,神经兴奋无从交手时,便依照《封神演义》上作战方式,一面大骂,一面祭起手边的铜墨盒法宝,远远抛去,弄得个墨汁淋漓。一切情景,恰恰像《红楼梦》顽童茗烟闹学,不过在庄严议会表演而已。相形之下,会议中的文治派,在报上发表的宪法、约法主张,自然见得黯然无色。任何理论都不如现实具体,但这却是一种什么现实!在这么一个统治机构下,穷是普遍的事实。因之解决它,即各自着手。管理市政的卖城砖,管理庙坛的卖柏树,管理宫殿的,且因偷盗事物过多难于报销,为省事计,索性放一把火将那座大殿烧掉,无可对证。一直到管理教育的一部之长,也未能免俗,把京师图书馆的善本书,提出来抵押给银行,用为发给部员的月薪。

“不必向我演说,我可得走了。我还有许多事情!四点钟还要出席同乡会,五点半出席恋爱自由讨论会,八点还要……老弟,你就依旧写你的杰作吧,我要走了。”

只可惜工作来不及做更大的展开,战争来了。一切书呆子的理想,和其他人的财富权势,以及年轻一辈对生活事业的温馨美梦,同样都于顷刻间失去了意义。于是大家沉默无言,在一个大院中大火炉旁,毁去了数年来所有的资料和成绩,匆匆离开了北平,穿过中国中部和西南部,转入云南。现实虽若摧毁了一切,可并不曾摧毁个人的理想。

文学运动既离不了商业竞卖和政治争夺,由切实工作转入宣传铺张,转入死丧庆吊仪式趋赴里,都若有个夙命的必然。在这个风气流转中,能制造点缀“时代”风景的作家,自然即无望产生受得住岁月陶冶的优秀作品。玩弄名词复陶醉催眠于名词下的作家,既已很多了,我得和那个少数争表现。工作也许比他人的稍麻烦些,沉闷些,需保持单纯和严谨,从各方面学习试用这支笔,才能突破前人,也超越自己。工作游离于理论纠纷以外,于普通成败得失以外,都无可避免。即作品的表现方式,也不得不从习惯以外,有所寻觅,有所发现,扩大它,重造它,形成一种新的自由要求的基础。因之试从历史传说上重新发掘,腐旧至于佛典中喻言禁律,亦尝试用一种抒情方式,重新加以处理,看看是不是还能使之翻陈出新。文体固定如骈文和偈语,亦尝试将它整个解散,与鄙俚口语重新拼合,证明能不能产生一种新的效果。我还得从更多不同地方的人事和景物取证,因之不久又离开北京,在武汉,在青岛各地来去,过了三年。就中尤以在青岛两年中,从多阳光的海岸边所做的长时间的散步,大海边的天云与海水,以及浪潮漂洗得明莹如玉的螺蚌残骸,所得的沉默无声的教育,竟比一切并世文豪理论反而还具体。唯工作方式既游离于朝野文学运动理论和作品所提示的标准以外,对于寄食的职业,又从不如何重视,所以对普遍生活言,我近于完全败北。然而对于工作信仰和希望,却反而日益明确。在工作成就上,我明白,还无望成为一个优秀作家,在工作态度上,却希望能无愧于手中一支笔,以及几个良师益友,一群赞赏者对于这支笔可做的善意期许。

这期间,世界地图变了。这个前后改变,凡是地下资源所在,人民集中,商业转口,军略必争处,以及广大无垠的海洋和天空,也无不有钢铁爆裂做成的死亡与流血。其继续存在的意义上,无不有了极大分别。即以中国而言,属于有形的局势和无形的人心,不是也都有了大大变更?即以乡下人本身而言,牙齿脱了,头发花了,至于个人信念,却似乎正好用这一切作为测验,说明它已仿佛顽固僵化,无可救药。我只能说,脱掉的,因为不结实,听它脱掉。毁去的,因为脆弱,也只好随之毁去。为追求现实而有所予,知适应现实而有所取,生活也许会好得多,至少那个因失业而发疯亲戚还可望得救。但是我的工作即将完全失去意义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限度,君子豹变既无可望,恐怕是近于夙命,要和这个集团争浑水摸鱼的现实脱节了。这也就是一种战争!即甘心情愿生活败北到一个不可收拾程度,焦头烂额,争取一个做人的简单原则,不取非其道,来否认现代简化人头脑的势力所做的挣扎。我得做人,得工作,二而一,不可分。我的工作在解释过去,说明当前,至于是否有助于未来,正和个人的迂腐顽固处,将一律交给历史结算去了。

这是乡下人的第四段旅程。相当长,相当寂寞,相当苦辛。但却依然用那个初初北上向现实学第一课的朴素态度接受下来了。尤其是战事结束前二年,一种新式纵横之术,正为某某二三子所采用,在我物质精神生活同感困难时期,对我所加的诽谤袭击。另一方面,我的作品一部分,又受个愚而无知的检查制度所摧毁。几个最切身的亲友,且因为受不住长时期战争所加于生活的压力,在不同情形下陆续毁去。从普通人看来,我似乎就还是无抵抗,不做解救之方,且仿佛无动于衷。然而用沉默来接受这一切的过程中,至少家中有个人却明白,这对我自己,求所以不变更取予态度,用的是一种什么艰苦挣扎与战争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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